1935年7月，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的永安旅馆里，住进了一个化名“李介生”的房客。这个人叫陈云，刚跟着红军走完了八个月的长征，从江西一路走到四川，又一个人穿过千里白区，辗转到了上海。他肩上压着两件事：一是把被破坏殆尽的上海地下组织重新接起来，二是打通已经中断近一年、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通道。 可是住下来之后，他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出门接头，而是翻报纸。当时的上海，敌军掌控着绝大多数报刊，破坏、抓捕、劝降轮番上阵，报纸上每天都登着“启事”。陈云后来回忆说，他收集了报纸上的公告，清醒地数了一下，认识他的叛徒有72个。这72个人不是陌生人。很多人是早年间和他一起在商务印书馆做工人运动、一起干地下工作的老熟人。只要在街上偶遇，一眼就能认出他。 72个名字，就等于72双随时可能认出他的眼睛。别的地下工作者还能小心出门、谨慎接头，陈云不行。他只要频繁在外活动，暴露的风险就成倍往上翻。一旦被叛徒指认，不光自己会落进特务手里，好不容易残存下来的联络点会被连锅端，潜伏的同志也会被牵连。 有一次在桥头，他真的碰上了叛徒，而且已经被认出来了。陈云没有跑，跑反而会让对方大声招呼特务来抓人。他走上去，压低声音警告对方：如果指认我，“红队”不会放过你。那个叛徒知道特科对付叛徒从来不留情，把帽子往下一拉，转过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，陈云这才脱身。但这样的运气不会每次都来，他只能选择深度蛰伏，尽量闭门不出，把外出活动压到最低。原本排得满满的联络、走访、恢复组织的计划，一下全卡住了。 就在这段时间里，上海的形势还在恶化，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，损失严重，一批负责干部被捕，就连当时上海临时负责人浦化人也被抓走了。组织关系一时根本接不上，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他到了上海，认为在上海继续待着太冒险，决定让他尽快去苏联。 一面是使命压身，一面是寸步难行。陈云手里握着的，是一份别人没有的东西，他是长征的亲历者。1934年10月18日，陈云随红军踏上长征路，一路上担任过红五军团代表，红军进遵义后还兼任遵义警备司令部要职。湘江血战、遵义会议、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飞夺泸定桥，这些后来写进教科书的事情，他是亲眼看着发生的，而且他是遵义会议的参会者之一。 问题在于，外界看不到这些。敌军的报刊铺天盖地宣传红军已是强弩之末，反复讲“剿共即将大功告成”，把红军的真实面貌抹得干干净净。海外和国统区的人，能读到的只有单方面的说法，那就写下来。 陈云没有署名，取了笔名“廉臣”。他也没用第一人称的亲历者身份，而是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敌方军医，用这个旁观者的口吻叙述。开篇就写这位“廉臣”先生，服务于国民党军队四年，随国民党军五十九师在江西东黄陂之役被红军俘虏，本来以为没有生还的希望，被押到瑞金后因为懂医，被留在赤军医院服务，照发月薪，还每月寄六十元安家费回家。 这些细节，都是为了让文章能过关。用被俘军医的名义，用第三者的口吻，内容可信度反而更高；不出现刺激性词汇，也降低了被查的风险；不虚构、不夸大、不偏激褒贬，写得平实，读起来就像亲历。 书的正式名字叫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，全文三万多字。记录的时段是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苏区突围西征，到1935年6月抵达四川，历时8个月、途经六省、行程一万二千里。红军冲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、抢渡乌江、智取遵义、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，一路上的仗怎么打、路怎么走，都记在里面。 他记的不只是打仗，红军在行军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，照样遵守纪律，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是铁的纪律。部队到贵州剑河时正是寒冬，路边有个农妇带着孩子倒卧在地，冻得发抖。红军每到一处，没收当地军阀、地主劣绅的粮食财产，把粮和钱分给穷苦百姓。这些文字不喊口号，却把这些事情一件件记下来。 文稿在上海开了笔，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是“廿四年八月于沪滨”，也就是1935年8月，写于上海。7月底他接到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，8月从上海出发，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经海参崴辗转赴苏，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。到莫斯科后环境安定下来，他才把这篇文章修订完成。 1936年3月，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在巴黎出版的《全民月刊》上开始连载。1936年7月，莫斯科出版单行本。这是最早由长征亲历者撰写、公开记述红军长征历程的出版物。此后文稿传回国内，1937年4月被作为附录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在北平秘密出版的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》一书，同一本书里收的还有斯诺、史沫特莱等人的文章。 国内再版的次数更多，先后用过《从东南到西北》《长征两面写》《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》等书名。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刊印时在前言里写了一段话：红军从江西到陕北的二万五千里行军，是一件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，他们历尽艰险，尝透了种种困难，结果终于建立了新的根据地。 市面上已经有两三种关于两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，但“不够逼真，太零碎”，这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，